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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派马嘎尔尼勋爵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来华,他不是来打仗,而是来跟中国人谈判通商的。他们的舰队来华后停泊在广州,当时广州是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口岸。
在清朝官员眼里,那些来中国的外国人,商人就是来经商的,官员就是来上贡的。当时东南亚的各个国家,暹罗也好,安南也好,都是由广州进入内地上贡的。但现在来的英国却不是一个传统的进贡国。在此之前,中国人对英国的确不太清楚,我们只见过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但从来没见过英国人,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很有意思的问题,其实最早的时候清朝政府并不恐惧外国进入北京,从早期交流史文献看,清庭内部有很多外国人任职,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郎世宁(宫廷画家)、汤若望(钦天监的掌印官)、南怀仁(教授皇帝西洋知识)、戴进贤(钦天监任职30年)等等,1793年,英国公使马戈尔尼率领使团到北京为乾隆皇帝祝寿,并进行通商洽谈,虽无功而返,但也证明当时,清政府并不恐惧外国人。且清朝皇帝对于外部世界是有着比较深刻了解的。
那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清庭禁止外国人进入北京呢,还是要从1840年鸦片战争说起,第一次鸦片战争已清政府的惨败而告终,签署了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在当时,清政府有项规定,不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城内居住,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要求进入广州城,清政府同意了,但是广州城内军民自发开展“反入城运动”,咸丰皇帝十分害怕外国公使入京,曾提出以关税换取外国公使不得入京的想法,后遭至全体朝臣的反对,才就此作罢。至此清政府就十分恐惧外国人进京了。
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在签订的《天津条约》中规定,要在北京划出一块区域作为使馆,派驻公使常驻,清政府虽不愿但也没有办法的咬牙同意了。
说白了,还是国力决定了外交的底气,国力不足自然恐惧外国人入京了。
清朝是统治中国的少数民族王朝,也是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虽经历了所谓的康乾盛,按照现在的说法,GDP占到当时世界的30%左右。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可谓是成果喜人,“朕心甚悦”。
乾隆皇帝吃着前任的文治武功,回顾自己60年的文治武功,感慨万千,说自己是“十全老人”,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标志着这个强大帝国盛世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标志就是人口的大量提升,这个时期人口增长速度增加了3倍,人口的增加对以土地为最大经济来源的中国封建社会来说,是最大的资本。同时,劳动力增加预示着土地资源的大量增加。加上农业赋税减少,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另一个原因是农业经济得到极大改善后,农产品改良种植得以在较大范围实现,围绕农业自给自足的经济得以维持,清朝的康乾盛世是农业经济的盛世,是历史上少有的。但与世界工业革命比起来,已经是强弩之末的盛世了。
此时,西方以荷兰,西班牙以及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正逐步走向工业革命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西方前所未有在探寻着新世界。寻求着蒸汽革命为代表的现代贸易。而这种发端于海洋文化的具有侵略性的文化与土地为根本的中华文化冲突不可避免的碰撞。
更要命的是这种自己自足的农业经济带来的是小富即安的心里,加上儒家文化对自然科学的不重视,造成了思想上的闭关锁国,对以实证,探索精神的现代科学在思想上已经产生不理解不认同的心里,自我碰撞,产生了对西方贸易无欲无求,盲目自大的心里,这是现代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不可调和的矛盾。
西方人探索东方文明的同时也将自己的价值观带来,这种追求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的思想也是封建社会不可接受的。包括马戈尔尼来京单膝跪拜乾隆帝的举动都是不能接受的,被视为洪水猛兽,损害了帝王的尊严。
至于不让外国人进京,只不过是心理上的障碍,清初期如果说是康熙帝的话,很是有很多外国人访华的。乾隆帝也有西方画师来华,给皇帝画像,不过必须符合皇帝的审美。至于西方的技术,除了钟表,镜子等实用器物外,不过都是奇淫技巧,不能与我天朝相提并论。
至于以后,只要有实力,不让进京我拿枪炮也都进了。
害怕啊。公使进京就要清国成立平等的外交机构与之打交道,这是清国皇帝完全不敢接受的事实。他们所受的教育都是四夷来朝的,全世界只有中国,是其他所有国家的宗主国,其他国进京都是朝贡。现在突然来了几个外国人,和你平等的打交道,要求通商、贸易、建立外交关系,这才真是事关国本的洪水猛兽。所以咸丰绝对不能让他们进京,不能见他们,这样就可以依然活在自己的梦里。
依然是清王朝“天朝上国”的自满心理所致。
关于清政府与外国交涉初期不允许外国人进京的问题主要是指1858年的《天津条约》中要求外国人获得在北京设立使馆的权利。咸丰帝为了不让外国人进京宁愿以全免洋货关税和不禁鸦片为代价。清政府也非常明白外国人进京会引发一系列觐见问题,而且这一问题由来已久。
觐见问题从乾隆帝时期的马嘎尔尼访华就已经成为清政府与外国外交的重要问题。
而在清朝乾隆之前的康熙时代,荷兰东印度公司代表就已经到访北京,当时由于这只队伍代表公司,不代表荷兰本国,所以使团成员接受了康熙三跪九拜之礼,这也使得清帝国更加坚持自己天朝上国的威严,把荷兰当作朝贡国看待。
马嘎尔尼使团与乾隆政府就礼节问题产生了巨大争执。最终在多番讨论下,达成以其见英王的礼节——“屈一膝而吻王之手”来觐见乾隆帝。后来出于中国传统,删去吻手的礼节,也就是形成后人所知的“单膝跪地”的礼节,但是最后当马嘎尔尼使团在面见乾隆帝之时,被皇帝威严的仪仗队所震惊,一众大清官员一起三叩九拜,使团成员竟然不禁也双膝着地。对于乾隆帝来说,大清的“国威”没有丧失。
到后来1816年英国阿美士德使团访华的时候,嘉庆帝就这一使团不愿行三叩九拜之礼非常不满,怒道“乾隆五十八年尔使臣行礼跪叩如仪,此次岂容改易?”表明阿美士德应该像马嘎尔尼使团一样三跪九叩来面见皇帝,结果后来阿美士德称病一昧拖延,使皇帝震怒,被驱逐出境。
这就不难看出咸丰帝这个时期的心理,不准外国人进京是防止皇帝与外国使节产生礼节纠纷,因为咸丰帝明白,这个时候的清帝国已经千疮百孔,强盛不在,不可能让外国人答应行跪拜礼。但是作为天朝君王,咸丰帝又不想在自己做皇帝的时候丢掉先皇九五之尊的面子,只能拒绝外国使节进京。
加上自鸦片战争后,满清政府对洋人猜忌和怀疑心理更加严重,让他们各派使节常驻京师,容易对皇帝产生威胁,对维护统治非常不利,所以咸丰帝对这个问题就非常敏感了。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夏,承德避暑山庄,英帝国所派使臣马格尔尼子爵觐见,一干人等因为不肯行清朝的双膝跪拜礼,而与和珅等重臣相持不下。乾隆皇帝被扰得不堪忍受,于是允许马格尔尼子爵等人可以行单膝跪拜礼。此时正逢乾隆皇帝生日,马格尔尼子爵还带来了生日礼物。不过,马格尔尼子爵的目的并不是来给中国的皇帝庆生,而是带着英皇的意愿,希望与中国建交,发展对华贸易,并希望英国在北京设常驻使节,处理两国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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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格尔尼信誓旦旦的来,望“取得以往各国未能用计谋或武力获取的商务利益与外交权利”。简单来说,就是中国仅仅开放广州一个贸易窗口并不足以称其海外贸易,希望还能增设宁波、舟山群岛、天津为贸易口岸。但是乾隆皇帝一口回绝了他,并傲慢地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并警告他们不要再到浙江、天津等地进行贸易,否则必定“驱逐出洋”。在中国闭关锁国政策面前,马格尔尼碰了一鼻子灰。乾隆皇帝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给他,在自己祝寿典礼结束之后,便派人一再催促马格尔尼使团起程回国。马格尔尼只得率领使团带着一堆乾隆赐予的无用之物,经广州败兴而归。更不用提在北京设立常驻使节的问题了。
61年后,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惨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这一次,英美以战胜国的姿态,向清政府提出修约,明确要求在京设立驻华使节,但是咸丰皇帝仍然不敢答应。按道理来讲,乾隆皇帝敢于断然拒绝英国设驻京办事处,是因为大清帝国仍处在隆盛时期,敢于与英国分庭抗礼,但面对败局的咸丰皇帝,为什么也同样拒绝英美的要求呢?一切可从中国闭关锁国政策处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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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不敢答应外国人在北京设立领事馆,担心有二:第一,清廷有专门负责外交事务的特命外务大臣,一旦驻华使节进驻北京,就会威慑朝廷,直接向皇帝施压,使得外务大臣形同虚设,而皇帝也将面临被逼迫的境地;其二,各国驻华使节的生活习惯各有不同,宗教思想均与中土封建思想相左。雍正皇帝时期下令驱逐传教士,就是因为传教士传播的宗教思想有动摇大清根本的嫌疑,所以乾隆、咸丰皇帝不敢让使节进驻北京也是这个原因。
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多次要求进京面圣、递交国书,清廷都会一拖再拖,不让其进入北京半步,宁可牺牲主权和国家利益,也不同意此事。
由于清王朝没有认清外国驻华使节和领事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失去了了解世界的机会,失去了了解外国人性格的机会,也就因此令本国在与外国打交道时大为吃亏,而殖民帝国借此机会逐步剥削中国。后果之严重,令人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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